李昌平多年来致力于反对土地私有制，主张在中国重建类似于人民公社那样的所谓集体所有制，并认为土地私有必将使中国农民陷入万劫不复，可分明正是他的主张在把农民引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所谓集体所有制。
面对的是一座铜墙铁壁，我们这点声音很快会被反弹回来，跟没说差不多。世界各国的历史表明，民主总是由少数人逐步向多数乃至所有人逐步扩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缺乏民主权利的人们的抗争和执掌公权的人们的容忍、妥协，弄不好，矛盾激化，还可能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冲突甚至流血事件。
南方都市报：公民参与式预算，使得财政预算本身的本地性因素特别突出，这是否还需要有一种分权相对合理的财政体制相配套才能施行？李炜光：参与式预算目前还游离于体制之外，缺乏法律的和体制的保障，除非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以及与国家的财政体制挂钩，否则这样孤单单的地方试验很难维持下去。美国就是这样做的，政府心甘情愿，这一块的事情我不做了，你来做，我给你钱，你做预算，告诉我怎么花的，而且政府要派人进入你这个协会，也不只是监督，而是参与进来协作。李炜光：这样的人是有公民精神的，我本人表示钦佩。但新河模式能否得到长时间的延续，乃至得到法律的保障，能否得到更广层面的推广，都存在很多未知数。然后根据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再根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确定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
我国目前财政体制应该进行改革，应当分权化，并且与财政公开、预算民主的变革相联系与配合，使各级财政成为一级真正的财政。问题在人们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也就是他并没有必须参与这个事情的动力。房屋是再普通不过的商品了，看得见，摸得着，价值的计算也不需要复杂的数学公式，可房地产市场上依然是泡沫不断。
在完成了危机探源方面的大转换后，陆克文总理接着解释政府将如何解救被新自由主义毁灭了的市场。2001年加入WTO后，在国内、国外的强劲需求拉动下，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七年的繁荣。人们发现他的错误时，大祸已经酿成。陆先生的信心来自于一个信仰：政府是与市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是上帝派到人间和超越凡人的耶稣基督。
为了消除振荡的根源，必须稳定货币供应，而对货币稳定威胁最大者，莫过于所谓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即由几个聪明的大脑，根据经济的形势，自行决定货币的供应量。加强监管固然不错，是否首先要加强对监管者的监管？ 这次金融危机的确暴露出市场的不完善之处，但解决的思路不是简单的面多加水，水多加面，具体措施也不是想当然的市场失灵靠政府。
拯救金融体系的第三个原则是被救助者必须分担救助成本。陆先生拿公平说事，用意无非是吸引公众眼球，多拉两张选票罢了。为了防止 聪明大脑搞乱货币供应，哈耶克主张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而弗里德曼则坚持货币供应的固定规则，比如说每年3%，大致等于GDP的实际增长率。陆克文先生不仅自制了一个子虚乌有的新自由主义妖魔，而且断言它就是当前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在联系汇率制的危险解除后，港府成立了盈富基金，将危机期间买入的股票卖给香港公众，政府退出市场，兑现先前的诺言。如此既恢复了大众的无辜，又让他们看到未来的希望——如同上帝般的政府，当然，还有领导政府的政治家。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不过是推波助澜，而根子却在华盛顿（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当前的金融海啸来袭时，尽管日本不是重灾区，经济却第一个倒下，2008年4季度，GDP同比萎缩了12.7%。
无论东方或西方的政府，或者因为财政入不敷出，或者因为大选在即，都有着强烈的多发货币的冲动，通货膨胀因此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它深植于各国的政治体系中。在世界黄金产量不变的情况下，获取黄金的渠道只有国际贸易顺差，贸易盈余国黄金储备即货币供应的增加等于逆差国货币供应的减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保持不变，不会再出现各国中央银行竞相发钞、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局面。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西方的金融危机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实体经济的结构、市场和价格机制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更为基础的力量，宏观政策充其量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或者寅吃卯粮，而卯粮之昂贵，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从1930年代的大萧条、日本1980年代末的泡沫破灭、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今天的全球经济危机，所有这些大动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崩盘之前的异常繁荣，而且十有八九都是信贷支持的繁荣。
虽然市场和政府都是不完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在资源配置上各有千秋，或者在危机的产生上负有各打五十大板的责任。除了物质产品，我国企业和家庭对服务的需求还远未得到满足。如果赌博失败，无非奖金少拿一些而已，损失由公司股东和投资者承担。政府也是理性经济人，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很自然地要利用手中的公器谋求自己的利益。自亚当•斯密始，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未主张过不受约束的市场。斯密所定义的政府职能包括国防、建立和维护以保护私人产权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以及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硬给格林斯潘戴上 新自由主义的帽子，陆克文总理机敏地将政府政策的失败转化为市场的失灵，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一宣传颇为有效。21世纪的低收入家庭谎报收入，申请次级按揭，购买本来无力负担的房子。
货币学派建议实行纸币制度，但同时一再强调制定货币发行规则的重要性，例如货币增长等于真实GDP的增长，用规则来限制中央银行在货币发行上的自由裁量权。即便人们认为市场决定的收入不够公平，也不需要政府来充当梁山好汉（或者大侠罗宾汉）。
殊不知风险并非来自产品本身，探究金融创新的风险如同探究火的风险一样愚蠢，正确的问题应该是 这样的产品为什么会在市场上流行，就像火为什么烧了房子一样。凯恩斯认为市场内在的不稳定性源于野兽精神（AnimalSpirit）支配下的投资波动，为了消除非理性投资冲动造成的繁荣与衰退的循环，他又假想了一个富有人类精神的政府作为救世主
党的十七大报告曾经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第三个失误：对民间资本的开放晚了至少十年的时间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各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指出中国经济运行的特点是刹车容易启动难，刹车的主动权在政府，而启动市场的主动权则在企业和消费者。（二）遭受冷落的民间资本。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但针对中国目前的国情而言，国家将过多的精力用于防止经济过热，则有矫枉过正之嫌，因为中国经济的特点恰恰是怕冷不怕热。
（2）1984—1985年，固定资产投资引起社会总需求过大，伴随着基础建设规模、社会消费需求以及信贷投放规模的急剧扩张，通货膨胀加剧。如果经济完全没有热度，就必然有停滞不前的危险。
全国两会正在召开，当前的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复杂局面，成为各界热议的焦点。凯恩斯主义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相互关系的经典表述是：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
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建立自己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的过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也恰恰是在通货膨胀的时期最快。经济过热的背后往往是盲目的投资和生产资料的严重浪费，并容易导致产品堆积和经济泡沫，经济过热的危害不容忽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对外来资本便显示出了开放的态度。
直到200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一些垄断行业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民营经济才真正从规则上取得与公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机会。1993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则高达26.3%，为改革开放以来较高的水平。
如果目前中国尚不能实现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那么保证就业比遏制通货膨胀就更为重要，尤其是在出现经济危机的迹象时。（二）解决民生问题要靠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放权让利，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利改税和拨改贷，到十四大报告提出的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国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压制民间资本必然带来效率的损失，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应该吸取的重要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