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说对传统的统一说的否定与选择说不同：选择说只是基于法律解释和适用中疑难案件的存在，主要是在疑难案件上的一种发问，并在这样一个范围内所作的修补式否定。
审判长依据陪审团对案件事实的裁决，评定受审人的行为，决定对其做判处刑罚的有罪判决或是宣告受审人无罪。陪审团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在政府和被告人之间设置中间地带，以普通人的常识判断充当防止政府压迫的堡垒。
""如果受审人未申请由陪审法庭审理他的案件，则该刑事案件由组成人员不同的法庭按照本法典第30条规定的程序审理。在法庭调查阶段，如果陪审员没有听清证人的陈述，或是没有理解证人想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陪审员的发问就显得尤为重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政治体制的重建施加过不少影响，联邦制、多党制、三权分立都体现出美国影响俄罗斯的痕迹。但从传统意义上讲，俄罗斯刑事诉讼程序的纠问性仍大于对抗性，俄罗斯重视探究案件真实性的本质尚未转变。根据俄罗斯学者的观点，陪审团所做无罪判决率高，是因为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无法达到陪审团对其取证要求的标准。
在陪审团做出判决时，审判长又可通过制作问题列表对陪审团进行引导。当然，被告人可以先选择陪审团审理案件，之后同意公诉机关对其提出的指控。6．其他影响比例裁量的因素 欧洲人权法院对于干涉行为是否为民主社会所必需的比例考量，除了受干涉的目的和表达的类型这样两类因素的影响外，还会受到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
表达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由该公约第10条加以规定。Handyside案涉及维护道德。……技术方面的控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给予还是不给予许可也应该考虑到其他条件因素，包括申请设立的广播站的性质和目标，它在国家、地区和某个地方范围内所可能拥有的听众，某个具体听众的权利和需求，以及来自国际法律文件的各种义务等。但是，欧洲人权法院却一贯反对这种对公权干涉的狭窄理解。
尤其要指出的是，在该法院看来，即使有些行政指令本身不被认定为法律，但是为了弄清有关法律规定的含义，可能仍需要参照它们。[57]（对于囚犯在通讯、性表达、阅读、选举等方面对监管部门的控告，欧洲人权委员会经常性的观点是：对权利的这些限制是囚犯特殊状况的结果——即内涵于监禁的处罚之中，剥夺自由的刑罚服务于合法的目的，此目的必然包含对一定权利的限制。
有研究表明，对表达自由权的干涉与其所欲达到的合法目标的比例问题，已经逐渐在该法院处理表达自由的案件中起主要作用。对许可的解释，有必要考虑不同缔约国的实践，从公约起草时和当下的情况看，许多缔约国建立了国家垄断广播电视业的制度，禁止私人或私人组织向一般观众广播，因此，许可一词不能理解为绝对排除国家对电视业的垄断。同时还应该指出，在欧洲人权公约中，并非一切权利或自由都可以加以限制或克减。[102] 参见Council of Europe(ed.), Digest of Strasbourg case-law relating to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Vol.3，pp.466，473。
具体则大致可以将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认为干涉在实际上毫无必要，因而不合比例。研究表明，甚至对于一些众所指责的表达，欧洲人权法院立场也是如此。[32] 参见D.J. Harris等前揭书，p.398。[81] 参见Council of Europe(ed.),The exceptions to article 8 to11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1997，p.10。
一项授予裁量权的法律本身与此要求并不矛盾，只要裁量权的范围及其行使方式被充分明确地指明，并顾及相关的合法目的，以及给个人足够的保障防止任意干涉。例如，在Silver案中，尽管该法院认为英国内务部发给各监狱长的有关指示因为没有公布、不具有可获知性而不属于法律，但是在涉及有关法律的可预见性问题时，该法院仍然对这些指示予以考虑，因为它们为官方行为提供了指导，从而使具有法律地位的监狱法的适用更加确定。
2．行使这些自由伴随一定的义务和责任，故应当受制于一定的形式、条件、限制或刑罚。欧洲人权委员会在Handyside案的报告中（反对意见）指出： 第10条第一款与第二款的关系显然是一般原则与例外的关系。
在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9条第二项中，还专门规定表达自由权包括艺术形式的信息和观念。（4）公权干涉的正当性。[44] 至于究竟什么是必须正视的信息接受者，那是有很大的裁量余地的。法院认为，控告者表达的是意见而非事实，要求他证明其真实性属于不当干涉）。它不仅包括书面或口头的形式，而且还包括其他意在表达观念或展示信息的方式。第二，一项规范除非制定得足够准确从而使公民能够用于调整自己的行为，否则就不能被视为法律：他必须能够——如果需要则借助适当的咨询——在具体情形所许可的合理程度上预见一定行为所可能带来的后果。
[26] 参见D.J. Harris等前揭书,p.397。对于每一个法官来说，这都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在如同本案的情况下，第10条并没有授权个人获取（access to）涉及其私人立场的登记材料，也没有使政府承担向该人传达这种信息的义务。2．国内法根据 从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看，对于干涉行为在国内法中有根据这一标准，主要面临和要解决的问题是其中法律一词的范围问题。
对此，欧洲人权法院在有关案件中显然作出了自己的取舍或理解。例如，中国宪法第二章规定了中国公民所享有的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各项基本权利，但同时又在第59条中笼统地加以限制，规定任何权利的行使不得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和他人的合法利益。
输送这样的信息和观念不仅是新闻界的任务，而且公众也有权利获取这样的信息和观念------[29] 在Goodwin案的报告中，欧洲人权委员会坚定地认为，记者有权利保护其消息来源——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能迫使记者披露消息来源，这是新闻自由有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实践中发生的争议是如何理解其中秩序一词的含义。控告者的看法是，欧洲人权委员会的意见只有在广告具有比较性质或不真实时才能成立，但是，对于仅仅是为了提供业务信息的情况却不适合。一、条文规定及其特点 1953年9月3日付诸实施的《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以下称欧洲人权公约）的主旨在于采取先决步骤以便集体实施世界人权宣言宣布的某些权利，这种注重实施的特点体现在按照该条约建立的欧洲人权监督机制上，也体现在该条约的条文规定上。
[94]对此，欧洲人权法院在1979年The Sunday Times案的判决中写道： 司法一词包括司法机制、政府的司法部门和在职法官。[20] 在其他一些案情不完全相同的案例中，法院也认为： 第10条所保障的表达自由如同适用于签约国管辖范围内的其他人一样，也适用于公职人员。
就前者而言，主要涉及以下一些方面的问题： （1）民主社会的特性以及表达自由在其中的意义(见上文二)。其目的是拥有一个多元、开放和容忍的社会。
但是，如果作进一步的考察，两者在有关权利的认识和实践上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在Groppera案的判决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 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第一款第三句的目的清楚地表明，允许国家通过许可证制度控制广播电台在其领土内组建的方式，尤其是在技术方面。
在欧洲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素有争论，有的认为法律仅仅指制定法，有的认为它广泛地指涉所有被授予立法权的机构所作出的决定，包括判例法。另外，如果传媒所有者获得经营传媒的条件中包括供第三方利用传媒的规定，则另当别论。如果干涉根本不是民主社会的必需，则不会有干涉，也不可能有控告。
她的回答是：有很大差异，这使得交流起来往往非常困难。[68] 五、公权干涉的正当性证明 欧洲人权公约对权利的限制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69] （1）在定义上作出排除，以便使有关权利的用语更准确。
正如欧洲人权委员会在Handyside案的意见书中所说：立法本身与公约的一致并不能自动保证其适用按照公约是有效的。例如，在Informationsverein案的判决中，法院写道：按照法院在Groppera案和Autronic AG案判决中的解释， 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第一款第三句的目标和目的以及其适用范围，必须放在整个第10条的上下文中加以考虑，尤其是要联系对许可证措施起制约作用的第二款的要求加以考虑。
[114] 前引Handyside案判决，para.50。当然，就限制宽泛的自由裁量权、防止任意干涉而言，似乎可以认为，该要求强调的是有效保障措施的存在，可预见性的要求则还需要解决存在的方式问题。